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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田野考古先驱陈万里
2010-08-27 09:50:03 来源: 作者: 【 】 浏览:132次 评论:0

今年是中国田野考古先驱陈万里先生诞辰115周年。为纪念我国古陶瓷界公认的泰斗,故宫博物院、《文汇报》社和龙泉市人民政府联合发起在浙江省龙泉市大窑村为陈万里竖铜像,建造陈万里亭。11月16日将在龙泉市举行隆重的陈万里铜像落成典礼,并在龙泉市博物馆建陈万里学术活动陈列室,召开陈万里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陈万里(1892~1969),苏州人,名鹏,万里是他的字,取“鹏程万里”的意思,他一向以字行,本名反而鲜为人知。陈万里虽非考古科班出身,但多方面的学养,异乎常人的悟性,使他成为我国自觉运用科学方法从事陶瓷考古的开山之人,被海外陶瓷研究界誉为“中国古陶瓷之父”。

发现龙泉越窑青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万里在交通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下,跋山涉水,不远千里、不辞劳苦地“八上龙泉,七下绍兴”,才发现了龙泉青瓷和越窑遗址,这成为陶器研究史上的一段佳话。《龙泉县志》记载:“1928年5月,陈万里首次作龙泉窑考古调查。”前人研究瓷器,大都是从文献到文献,不联系现实生活,更不注重野外考察。陈万里与他们不同,他是一位热情的探寻者,走出书斋,在龙泉和上林湖艰苦搜寻,并在龙泉大窑村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察报告《瓷器与浙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也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名闻世界的龙泉青瓷,清澈如秋高气爽的天空,又如宁静深邃的大海,被收藏家广为追捧。南宋庄季裕的《鸡肋篇》记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王所供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陈万里认为任何一种古代瓷器,要从文献、实物以及窑址三方面找到对应的认定关系才行。陈万里研究瓷器是从走进龙泉起步的。他在1928年5月的日记中指出:“民国十七年夏,余以视察旧处属各县地方政务南行,其初也,即以龙泉青瓷之见于载籍者,摘录若干则置之行箧,为便中实地调查时参考。最近旧瓷碎片之成箱装运外邦者尤多,夫在清初已有‘李唐越器世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看’之叹,而运会所至,乃有今日之发现。顾出土器物虽丰富,国人茫然视之,竟不以为宝也。因此发愤,愿以视察余暇,从事勘查,勘查之后,试记大概,以唤起国人之注意,自问固谫陋,亦不暇计矣。”

 

1935年,陈万里去余姚上林湖考察,目的是为了寻觅青瓷中最佳者——秘色瓷。唐代秘色瓷的诞生,将越窑青瓷艺术推向完美的境地。唐朝茶圣陆羽经过多年考察后,将越窑位列榜首,称其为“类玉类冰”。可是,人们在传世文物中从未见到过秘色瓷的实物。唐灭后,拥有江浙十三州之地的吴越国王钱镠出于政治需要,制订了“事奉中原,岁岁朝贡”的政策,利用上林湖精良的制瓷技术烧造的秘色器,除供自己享用外,还作为结交中原称臣纳贡之物品。

 

陈万里在1935年5月15日《余姚上林湖访古记》记载:本日午前在甬参加夏季卫生运动大会以后赶往上林湖。“湖水清澈见底,浅处有芦草,微风拂之,荡漾有致。黄花小草,亦随处可以见到,风景之佳,实不让杭州西子湖也。四围山色葱翠可爱,低诵陆龟蒙‘夺得千峰翠色来’之句,翘首南望,早已神驰于湖西村矣。自薤云亭南行折东几穿湖而过……居民均业砖窑,殆为千数百年由制瓷而转为制砖欤!”“此处现有多人挖掘,同时绍兴客人间日到此收买,因此求过于供,稍完整而可观者,索价遂昂贵异常,即破碎而有花纹之小片,亦能得到善价。”他认为“由公家或学术团体试为科学的发掘,一切物品征集之,为上林湖越器博物馆之准备,其有私自采掘者,应绝对禁止之”。这是陈万里初到上林湖越窑的印象,文字清新活泼,感情色彩很浓,其间洋溢着热爱祖国的情怀。他对国家文物保护的忧患意识,贯穿于著作之中,读之令人肃然起敬。

 

尔后,陈万里多次来浙江寻找秘色瓷,他想,如果“秘色越器”指的是“秘色瓷”,浙江就是越窑的产地。陈万里下定决心一处一处地找,当大多数对考古感兴趣的国人还停留在纸上谈兵时,30岁的陈万里已经迈出了中国田野考古的第一步。一个时代过去了,陈万里的努力没有白费,经过反复调查、对比、走访,考古界形成了共识:浙江余姚、上虞、慈溪一带的“上林湖”,就是越窑秘色瓷的中心窑址,这里是陈万里第一次考察越窑的地方。

 

在故宫博物院的瓷器展厅里,展示着陈万里当年在上林湖采集的越窑瓷器标本,那标本精致规整,釉色深沉、幽静、含蓄,更加接近玉色。先民把玉比作修身的标准和道德情操高尚的象征,“君子佩玉”正符合历代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陈万里认为这些器物可能就是秘色瓷。在陈万里谢世18年后的1987年,秘色瓷的纷争终于尘埃落地。陕西法门寺地宫因佛祖舍利面世而震撼世界,秘色瓷器物,过去只见于文献记载而不见实物的千古之谜也随之解开。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的“衣物账”石碑记载:“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明确写清楚这就是秘色瓷器,是唐懿宗所供奉的。上世纪90年代初,我去西安采访,还专程赴法门寺博物馆考察,那里展出的五件秘色瓷,令我眼睛为之一亮。釉层柔和、淡雅、清澈,瓷质细腻、匀润,真的如陆羽所说“类玉类冰”,美妙无比,难怪唐代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瓷》中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佳句传世。

 

龙泉窑在宋代空前发展,不是偶然的。当时,随着金兵铁骑的长驱直入,高宗皇帝及大臣们选择的唯一出路就是往南逃亡。“绍兴和议”后,江南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南宋朝廷偏安于江南一隅,过起了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不仅祭祀、陈设、饮食需要大量瓷器,而且有不少瓷器用于赏赐。陈万里认为,北方大批窑工“随驾南来”,纷纷涌入浙江,主要集中在龙泉窑的各个窑场继续从事瓷业生产,这为龙泉生产官器提供了技术保证。

哥窑寻踪煞费苦心

 

名列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哥窑,是中国陶瓷史上最富争议的一种奇特瓷器,长期以来关于哥窑的记载,就广泛存在于十多种文献之中。故宫的哥窑器物,是否真的在八百年前的宋代就存在?民国初年,龙泉发生盗掘古窑之风,再次引起人们寻找哥窑的兴趣。地处浙江山区的龙泉一直被称为哥窑的产地,神秘的哥窑瓷器会不会出自那里呢?寻找哥窑的热潮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哥窑瓷片,金丝铁线,紫口铁足,厚釉薄胎,如同夹心饼干。类似哥窑的黑胎开片碎瓷不时在龙泉出土,当年陈万里找到过,我在考察时也曾觅得过。但它是否就是哥窑瓷片呢?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必须在遗址发掘中有大量的堆积层和窑具可以作证。最早记载哥窑的是明嘉靖年间上海人陆深,他在《春风堂随笔》中云∶“哥窑,浅白断纹,号百圾碎,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龙泉之琉田窑(大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大窑村里有窑神庙,龙泉地区的烧窑人都奉章家兄弟为窑神,开窑必定祭拜。每年正月,当地的木偶戏团还会走乡串户演出章家兄弟的故事。

 

当年陈万里发现龙泉窑时,在考察报告中多次写到了溪口窑。1938年9月,陈万里第二次赴溪口调查,认为此处系古代龙泉烧瓷精华所集。他在笔记中指出:“溪口大麻之有窑,原为典籍所不载,我于民国二十三年发现以后,曾将所获碎片与同好者商讨,并于浙江文献展览会上陈列之,于是湖滨骨董贾客,始知大麻二字,其黠者因此遂能道及溪口大麻,历历如数家珍。”陈万里又说:“向以溪口之大麻窑作品,足以媲美大窑,今见墩头窑之制作,远在大麻之上,当以墩头为最胜。”“但如认此黑胎作品,即为哥窑,则所谓哥窑者,在大窑耶,抑在墩头耶?”陈万里认为:“墩头作品中,颇多仿自铜器之式样,其为沿袭两宋官窑之作风,昭然可见,此实为龙泉造瓷中之黄金时代。”溪口黑胎青瓷无论是产品种类、器形设计、工艺特色和生产技术等方面均受到北宋中原诸多名窑的影响,其中以汝窑为最深,可以说是北宋汝窑青瓷在龙泉的延续。

 

1941年9月19日,陈万里在日记上写道:“此次来龙,曾听某贾(指古董商人)说龙泉古窑址出来黑胎物品,到了上海,专销几位研究古瓷的外国人,就说是杭州乌龟山出来的东西,并且说得煞有介事的,哪一处地方出土,出土的情形是怎样,当然还要编造一串假事实,于是一件龙泉黑胎物就可以冒牌出卖它一个高价。事情既然是这样,所以龙泉的黑胎,虽说是有了这样的幸运,其实可惜了龙泉的真价值,而竟戴上了毫不相干的乌龟山官窑的高帽子。”

 

上世纪90年代,杭州南宋皇宫遗址出土的大量南宋龙泉窑青瓷残片无可置疑地确定了龙泉窑的地位,元大都、南京、北京等皇家遗址,相继出土大量宋元明龙泉青瓷残器可加以佐证。离龙泉大窑村不远处的溪口村有大麻、墩头、坳头等窑址,那里有一种俗称“铁骨”的黑胎青釉器物,器物的口沿和圈足的边缘薄如蛋壳,胎质细密坚实,呈黑灰色,釉普遍上二三道,有的多达四道以上。釉色以粉青为主,有的似碧波,有的如翠玉。其特征为“紫口铁足”和自然开片,产品流淌着古朴而奇特的审美意趣。

 

陈万里当年无法确定哥窑产地的原因,是上世纪30年代各地的古董商发现龙泉窑址后,使遗址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据一些老农回忆,当时中外古董商纷至沓来,云集溪口一带,雇用当地农民对窑址进行大肆挖掘,并廉价收购所掘遗物。一时间,溪口的旅馆、餐馆、赌馆、妓馆应运而生,好不热闹,遗址被翻了几遍,其破坏程度之严重可想而知。从陈万里的笔记中,我们看得出溪口窑在龙泉具有崇高的地位。陈万里甚至一度认为这里就是哥窑的产地,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而放弃。大窑村目前仍是公认的龙泉青瓷的主要产地。

 

判断龙泉溪口窑是否就是哥窑,需要有文献记载,要有朝廷派出的督造官员名单等,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这个记录中的哥窑产地,陈万里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他没能寻找到文献记载的实证,故悬案依旧。

探索摄影传承历史

 

陈万里是个“永远生活在趣味中”的人。他平生爱好广泛,作家叶圣陶说:“陈万里先生富于艺术天才,文艺、戏剧、绘画、书法,他没有一项不笃好,也没有一项不竭思尽力去擘摩。”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宫禁,陈万里参加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担任摄影任务,拍摄了大量溥仪出宫时宫殿现状的照片,对以后宫廷历史陈列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陈万里对古陶瓷发生兴趣,可能与他早年拍摄故宫收藏的瓷器有关。

 

陈万里擅长摄影,是中国最早的摄影艺术家之一。他不但自己喜爱摄影,还组织同好,于1919年发起在北大校内举办第一次摄影作品展。尔后成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摄影艺术团体“艺术写真研究会”,简称光社。当时摄影普遍不被认为是一种艺术,学者钱玄同甚至说“凡爱摄影者必是低能儿”。陈万里在摄影由技术向艺术的转变中,努力实践,积极倡导。他指出:“摄影艺术不仅须有自我个性的表现,从美术价值而言,最重要的在能表现中国艺术的色彩,发扬中国艺术的特色。”他出游随身带着相机,一边进行摄影艺术的探索,一边用它记录所见到的文物胜迹。1922年,他和顾颉刚一起从北京回苏州,在甪直拍摄了保圣寺的唐塑,当时佛像和塑壁尚未完全坍塌,顾颉刚著文呼吁保护这些珍贵文物,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组织唐塑保存委员会时,将陈万里与蔡元培等人一起列为委员。

 

陈万里的《大风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个人摄影集。1924年6月,光社在中央公园举行了第一次社员摄影作品展览,陈万里选送了60幅作品。同年8月《大风集》出版。这书为大开本,布面精装,墨绿色的封面上烫银“大风集”三字,由马夷初题署。书中有俞平伯题词及钱稻孙、顾颉刚两位的序。它显示了我国早期摄影的美学观念,即依据古典诗词与绘画的意境,拍摄风景或静物,没有人像,也没有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题材,艺术上确实处于尚未成熟的阶段,但它是我国摄影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

 

陈万里在书的自序中着重提出摄影的民族化问题,而这正与五四的时代精神相一致,他说:“我这本册子,甚希望还出我的本色,使得它无愧为中国人的摄影集。”俞平伯认为“这个集子的内容和这个集子的装帧意匠,可以表现他那艺术的美……”表达了对摄影这门新兴艺术的支持。叶圣陶在《文学》第143期也作了介绍:“他并不是只给死板的景物留下个迹象,乃是把景物的活泼的生命摄取出来,完成他的艺术创作。”新文化阵营的同道,为处于萌芽时期的摄影艺术争得一席之地而呼吁。

 

有一件事情值得一说:1925年,陈万里奉命陪同美国华尔纳去敦煌考察,发现华尔纳心怀叵测,携带大量胶布,意欲盗窃敦煌精美的壁画。陈万里主动与地方政府商讨对策,发动当地老百姓起来反对,从而阻止了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的阴谋。陈万里同时沿途拍摄照片300多幅,写了一本《西行日记》。叶圣陶说:“除了考古方面,在这部日记里可以看见西北的社会、西北的民众。陈先生是无处不留心观察的,一种风俗,一句方言,一出戏文,一席闲谈,他都看作宝贵的材料,珍重地收在他的日记里。”作为摄影界的前辈,建国以后陈万里当选为中国摄影学会理事。

民生疾苦牢记心头

 

陈万里1917年毕业于北京国立医科专门学校,当过北京大学、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也在国民政府里担任过浙江、江苏两省的卫生处处长,颇有政声。抗战时期,日寇在江浙一带发动细菌战,不少同胞相继死去。主管浙江卫生工作的陈万里在国难当头之时,始终关心民生疾苦,不顾个人安危,在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及时向上级报告,尽心尽责,表现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品格。

 

日军在浙江投散鼠疫细菌,宁波、鄞县、衢县、诸暨、义乌、兰溪、东阳等地鼠疫的流行,导致疫病蔓延,使无数居民染疫病亡。有关文件记载1940年12月6日中国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给重庆国民政府的电文:据浙江省卫生处长陈万里……来电报告,11月23日宁波发生腺性鼠疫,患者并呈咳嗽、痰中带血,疑有肺鼠疫情形,事前无疫鼠预兆,系突然发生,现已死六十二人。宁波发生鼠疫后,震惊了国民党政府当局。11月10日,中央防疫17队队长叶树棠率队员4人赶到那里,时任浙江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也赶往现场。至11月下旬,疫情已基本控制。为杜绝病源,陈万里决定焚毁疫区。11月30日晚上7时,在疫区内分11处同时点火,顿时火光冲天,115家住户的137间房屋,付之一炬。

 

陈万里1948年5月出版《江苏省办理公医院概况》一书,对公立医院的发展介绍得具体而又详细,办院的动机、性质、条件、筹备过程及注意事项等,一应俱全,逻辑性非常强,颇有说服力。如关于“松江公医院”分析:“一、筹备经过。抗战期间松江遭受损失最大,战前原有的医疗机关大多都被破坏,胜利后,该县地方人士感觉到医疗工作需要迫切,于(民国)三十五年元月经热心公益士绅朱久望、杨秉文诸先生发起组织公医院。先行成立董事会,经过四个月筹备,在(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底正式成立,松江公医院因为董事会不够健全,两年内更换三任院长,因此松江公医院成立最早,而未能适合吾人之理想。二、现在院址及设备状况。该院曾设在松江峰茅村,又名金书坊系敌伪财产的一所中式楼房,基地面积一亩四分,计有房屋35间,勉强敷用。该院董事会也曾再三筹划,终以财力不足,固定院舍还甚渺茫。三、开幕以来工作情形。该院除寻常医疗工作外,尚兼办戒烟工作,系由县政府委托办理。四、经费筹备及收支情形。该院成立之初,曾由董事会筹募基金二千万元,存放生息。两年来物价波动,如此数目,可说毫无价值。(民国)三十六年度该院收入方面共计253087806元,其中包括县政府与其他机关的补助费,自身收入以及利息等项,支出方面计251966106元,包括设备购置费、经常费、膳食费等,全年盈余1121700元。”这段史料十分珍贵,向人们真实地披露了那段久远的历史,让今人了解当时公医院的情况。这书对近40家公医院作了客观而深入的分析。

 

我还查到一段史料:创建于民国4年(1915)的吴县的公立医院,为地方士绅作为慈善事业而兴办。当时一式平房,设备简陋,有40张床位。日伪时期,改为铁道医院,增建楼一座,规模渐大。抗日战争胜利后,医院所有设备,被上海铁路局运到常州戚墅堰。其时,国民党江苏省卫生厅长陈万里,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远东的战争剩余物资装备医院,并通过在美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的蒋曾瑞,获得一批医疗物资,在铁道医院原址筹建吴县公立医院。民国35年6月1日,先在北局兰花街开设门诊部,同年11月医院落成,设内、外二科,有床位80张。陈万里作为一名公务人员勤政为民,施仁布恩,为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至诚高节,负重致远,值得后人尊重。

为救国宝走南闯北

 

陈万里长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对古陶瓷研究具有深厚造诣。1930年赴欧洲考察,接触了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陶瓷学者和考古学家,学习了丰富的现代科学知识,并将之运用在古陶瓷研究中,为中国陶瓷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建国之初,故宫百废待兴,专业人才奇缺。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请当时在卫生部工作的陈万里去故宫工作,但卫生部也想留他,这让陈万里左右为难。消息传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拍板道:故宫少不了陈万里。1949年11月起陈万里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陶瓷研究部主任。从此,陈万里精神抖擞,脚踏实地,遍访南北,为拯救国宝出力,成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

 

陈万里不顾年事已高,带领青年学者到各主要产瓷地区调查窑址,足迹遍布中华大地。调查中发现了大量中原地区的古窑遗址,拍摄了很多照片,还发表了关于越窑、邢窑、定窑、钧窑、汝窑、龙泉窑、磁州窑、山西琉璃、中国瓷器的外销等数十篇论文。

 

钧窑是中国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因为以河南禹州县城内的钧台及八卦洞一带窑址所产品质最高,故统称为“钧窑”。1951年陈万里在此发现一批窑址,1962年他又对此处进行考古调查,1973年河南省博物馆在禹县钧台、八卦洞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证明此窑在宋徽宗时期最为兴盛,是为宫廷烧制瓷器的窑场。

 

汝窑为五大名窑之首,陈万里十分关注,他亲自到临汝、宝丰、鲁山等地寻找古窑址。回京以后,就汝窑问题发表了有独到见解的文章《汝窑的我见》,他指出:“汝窑以何缘而烧造青器?我怀疑受着南方越州秘色瓷的影响。因为南方之越,在唐是邢越并称的,何况秘色瓷之在唐,经过了宫廷间的应用,它的影响,说不定在邢之上。”他的见解,在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得到佐证。

 

耀州窑唐宋瓷窑遗址有一块石碑,碑首镌刻着苍劲有力的四个大字“德应侯碑”,此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陈万里在调查时偶然发现的。该碑刻于大宋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窑神庙碑,也是最早记载陶瓷生产状况的石刻文字史料,弥足珍贵。

 

陈万里先后出版了《陶枕》(1954)、《宋代北方民间瓷器》(1955)、《中国青瓷史略》(1956)、《陶俑》(1957)等书。《中国青瓷史略》一书将纷繁杂乱的中国青瓷发展史整理得有条有理,许多论点十分精辟,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一直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为中国赢得了在世界古陶瓷研究领域里的话语权。

 

陈万里曾主动将历年来收集的55件青釉陶瓷,捐献给故宫博物院。这批陶瓷从汉晋至唐宋,其中的精品青釉陶楼,是汉代永康二年墓中文物;黄釉大陶盘和陶壶,是鲜见的汉晋六朝时期的精品,此举受到文化部的奖励。

 

有一个疑问一直笼罩在陈万里亲友心头,据说陈万里的住处与“文革顾问”康生家不远,康生曾多次来陈府欣赏他收藏的文物。上世纪60年代“文革”一开始,陈万里第一批被抄家,来抄家的并不是故宫的^造**派,而是不明真相的红卫兵。他的夫人被批斗致死,他本人也遭受迫害致死,粉碎“四人帮”后平反昭雪,仅退还了书籍和手稿等,他留下的所有文物全部失踪。不少人怀疑此事可能与有文物癖好的康生插手有关。

培育人才薪火相传

 

考古和文物研究,是一种崎岖而漫长的历史考察,一个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往往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就像接力赛,需要一个个团队前赴后继共同努力。陈万里是我国陶瓷考古界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并把窑址实地考察、现代科学和书本知识相结合研究的开创者,为了让事业后继有人,他精心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陶瓷研究人才,可谓功德无量。

 

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朱伯谦曾深情回忆陈万里,他说:“陈万里学识渊博,平易近人。民国二三十年代,陈万里在当时交通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不远千里,翻山越岭,爬山涉水,不辞劳苦实地考察龙泉古窑址,而且住在老百姓家里,一住就是一个月。当时条件很恶劣,房子光线也不好,我觉得陈万里这头带得好,假如没有陈万里当初到大窑考察,我们怎么能够获得那么多知识。严格地讲,有了陈万里,今天才能看到这么多东西,我个人对这位前辈充满了感激之意。上世纪50年代,我陪陈万里去温州西山护国岭一带,当地人称西山窑。在发掘唐宋时期的窑址的过程中,陈先生教我们如何收集瓷器标本,叫我们保护堆积层,不要用锄头,而要用手慢慢拾,这样可以清楚地看到地层的变化。”

 

陈万里的学生、故宫研究员李辉炳说:“这个人兴趣很广,他用毛笔字书写规范的草书,非常精美。他是一个生活在他的兴趣当中的人。20世纪30年代前后,他对龙泉窑很感兴趣,于是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当时,他看到许多名贵的中国瓷器都被外国人运到国外去了,觉得很可惜,所以想在这方面作一些贡献。”

 

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李辉炳告诉我们:“第一次见到陈万里是1952年,我和冯先铭经常跟他去调查古窑遗址,他手把手地教我们辨别。那时我很年轻也很爱玩,到处去爬山,同时也照顾老先生。陈万里有一个习惯,睡觉必须用自己的被褥,这也许同他学医出身有关,我们便帮他背被子。有时候,他骑毛驴,我便替他牵毛驴,那时候条件非常差,也没有旅馆。”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耿宝昌先生说:“故宫过去称陈万里、孙瀛洲和韩淮准是‘三希堂’,这三位大师就像故宫三希堂的珍宝一样宝贵。”第一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先生,把孙瀛洲请到故宫来,作为专家,同时还请了陈万里先生。陈万里跟孙先生正好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专家,陈万里是考古学家。当时故宫的专业人才,既是理论家,同时还具有实战经验。

 

已故作家张中行先生年轻时常出入古董市场,他说,当年逛琉璃厂常会碰到陈万里,“那时他就有名气,常给喜欢古瓷的人‘掌眼’,那些文物商人也会主动向他讨教。”

 

陈万里是我国陶瓷考古界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第一人。他治学严谨,勇于创新,敢于打破陈规,重实证而少自矜,绝无明清以来偷懒文人陈陈相因的毛病。在田野获得的知识远胜于书本,正是在他的身体力行下,我国的陶瓷考古由“学问”向科学转变。(钱汉东)

 

(作者为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读写》杂志社社长、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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