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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中石恩师张伯驹:因字画得罪康生?
http://www.a9188.com 藏龙古玩网 2010-08-02 09:32:13 浏览:703次 来源:

张伯驹与夫人潘素

 

唐山大地震期间,京城人居住防震棚多时。那时各种消息满天飞,人心惶惶,独张伯驹神态自若。一天大清早,欧阳中石前来探望恩师张伯驹,只见张家防震棚中,张伯驹淡定从容,正在一张折叠桌上写字。欧阳中石不由得为他的超脱折服。2008年,已届八旬的欧阳中石对这段往事还记忆犹新,撰诗曰:“襟怀落落意融融,一任烟云化碧空。地裂天崩心似水,穷途不改大家风。”

“穷途不改大家风”,是对张伯驹的确评。他一生经历多次“天崩地裂”,经历诸多个人磨难,人生落差极大,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着中国古典文化所熏陶出来的博雅通脱、宁静坦然。这一点,令众多名人高士推崇备至,是他们心中难忘的风景线。

1969年到1972年,张伯驹是北京城的“黑户”,没户口,没粮票,没布票,靠亲友接济度日,与当年豪门巨富的生活有天壤之别。著名学者、鉴赏专家王世襄多次去看望,却发现他“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除年龄增长外,心情神态与居住豪宅时“并无差异”。著名画家、“一代鬼才”黄永玉曾对此大表钦佩,赞曰:“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是张伯驹的忘年交,两人情谊很深,但彼此交往只能用“淡如水”三字形容。当时周汝昌很年轻,“每日下午课余,常闲步而造园,入厅后,自寻座,宾主往往不交一言,亦无俗礼揖让之烦……他见了名人贵人,是如此;见了青衿学子、草野村氓,亦是如此。在他眼中心中,并无尊卑贫富之分,只有高下雅俗之别”。

是的,在他的心中,尊卑贫富,沉浮兴衰,都是过眼烟云。阅读张伯驹,我深深觉得,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的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张伯驹的大约有千年。在这样的大坐标系里,他才可以“坐观云起,笑看落花”,才可以“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也才会在淡看功名利禄之时,将国宝看得无比之重。拥有《平复帖》后,他“蛰居四年,深居简出,保护此帖……经过多少跋涉、离乱,我都如性命一样地宝藏此帖”。对国宝的态度,可说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冯骥才说,“一个国家的文化必须有它的峰顶,就像金字塔的塔尖。它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所达到的时代高度。这个塔尖是被一批卓越的文艺大家、艺术精英及其经典作品表现出来的……一个国家没有精神高度不行。如果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没有神圣感,这个民族就完了”。

如果张伯驹地下有知,必引冯骥才为知音。如果不是领悟到这些,张伯驹就不可能倾家荡产买古字画,“如性命一样地宝藏”它们,并最终捐给了国家。

对张伯驹颇为了解的章怡和写道:“有人说,收藏古董,好似留意和观赏月光,古往今来的月光。可如今,收藏不再是个单纯的爱好,它还是个一夜致富的行当。于是,张伯驹的价值便更多体现在献宝上了。我不这样看,他的一生,比捐献的文物生动得多;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我和他相处,感受到的是人的气息和光辉。而这,才是永恒的。”

【痴迷京剧惹麻烦】

1956年,大约就在捐献《平复帖》等国宝前后,张伯驹发起成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和“北方昆曲剧院”,并担任领导成员。为响应文化部关于“全面挖掘、分批整理”传统戏曲剧目的号召,他不但自己登台演出,也组织老演员挖掘一些传统剧目。

做这些事情,张伯驹大有资格,他在京剧界的名气,不亚于在收藏界。他平生浸润于传统文化,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样样精通,这些传统艺术各具风貌,但又相互沟通,在意境、气韵、格调等方面一脉相承,可说是姊妹艺术,可以一通俱通,相互促进。

张伯驹的青年时代,京剧正从成熟走向鼎盛,京剧名角谭鑫培、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等,是全社会的超级明星,其星光耀眼,比现在的“四大天王”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文人票戏,是极为风雅的事情,溥侗、袁克文等莫不热衷此道,张伯驹也长期痴迷京剧,是著名的票友,多次与余叔岩、梅兰芳等同台演出,并为京剧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他与余叔岩的友谊,更是京剧界广为人知的佳话。

余叔岩是京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之一,以醇厚的韵味和典雅的风格享誉当时。1928年,张伯驹与余叔岩相识,此后交往频繁,除京剧之外,他们在文物、书画、金石、收藏等方面也有共同爱好,成为相互欣赏、情趣相投的朋友。那时候艺人很保守,余叔岩平生只收孟小东、李少春等几个徒弟,且只教孟小冬三出半戏、李少春两出。但在与张伯驹十多年的交往中,他传授张整出的戏就有四五十部。后来张伯驹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李少春等人都曾向他学艺。

张伯驹票友生涯中最得意的有三件事。一是他与余叔岩合作,编写了一部《近代剧韵》,总结京剧发展实践,系统介绍京剧十三韵(俗名十三辙),介绍阴阳平上去入的念法、运用。这本书曾以《乱弹音韵辑要》之名刊于《戏剧丛刊》,风行一时,后又由张伯驹加以增补,更名为《京剧音韵》再版。

二是为推动京剧艺术的发展,张伯驹召集银行界同仁筹5万元基金,约同梅兰芳、余叔岩等人,于1931年创立“北平国剧协会”。

三是其40岁生日时,为了庆寿并为河南旱灾筹集捐款,他出演《空城计》中的诸葛亮,请来余叔岩、杨小楼、王凤卿、程继先为配角,这四人都是当时的超级明星。这场演出惊动了全国,很多戏迷专程从南京、上海赶来,成一时盛事。四大明星都不甘示弱,铆足了劲儿争强斗胜,演出高潮迭起。

随后各大报刊都登出消息、剧照,誉之为“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演出后不久,日本全面侵华,北平沦陷,杨小楼、余叔岩等拒绝再登台演出,随后相继撒手人寰。那次演出拍摄的电影,成为艺坛绝唱,是靠“角儿”传承的中国戏曲的重要史料,可惜1958年被当成废品付之一炬。

1956年文化部要求挖掘传统剧目,使痴迷京剧多年的张伯驹欣喜若狂。此前几年,他就联合齐白石、梅兰芳等近百名艺术家上书,要求改变文化管理部门鄙薄传统艺术的倾向,成立独立的京剧、书画组织,以发扬国粹。此次文化部发出的信号,使张伯驹大为兴奋,他认为中国戏曲的精粹在于表演技法和技巧,而这些东西只存在于具体作品中,不能提炼和独立。因此,他召集老艺人,重排一些包含高超绝技的传统剧目。他热心地张罗着,却没想到麻烦正悄悄临近。

【因字画得罪康生?】

张伯驹重点筹划了三出戏的挖掘整理,即《宁武关》、《祥梅寺》、《马思远》(又名《海慧寺》)。据专家介绍,《宁武关》里有声泪俱下的哭腔,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念做打的妥帖安排,不具备相当技术水准的演员,过不了这《宁武关》;《祥梅寺》则是京剧打基础的丑行戏,其中舞蹈性的动作很是漂亮;《马思远》根据清朝实事儿改编,是一个通奸杀夫并造成冤案的故事,艺人筱翠花(于连泉)在剧中的表演出神入化,深得好评。

张伯驹选择的标准是纯艺术的,选的都是技术含金量高、能充分展示京剧之美的剧目。他没有政治意识,没有考虑《宁武关》、《祥梅寺》的反面角色分别是李自成和黄巢。

不过问题先出在《马思远》上。在这出戏排练基本就绪的时候,“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突然接到通知,说这出戏明令禁止过,尚未解禁,不得公开演出。张伯驹很不服气,一面让演员继续排练,一面找有关部门交涉,据理力争,并召开记者招待会。最终这出戏只被允许内部试演,张伯驹很不乐意,继续跟有关部门叫劲,多方争取公演。

这时候“反右”开始,张伯驹被划为右派,受到批判,但他仍不服气,批判会上仍理直气壮地反问,结果可想而知。

有人分析说,张伯驹如此固执地叫板,是因为从这几出戏的命运,他感觉到了传统文化衰败的信号。因此,他就像战乱时不惜倾家荡产购藏文物一样,奋不顾身地希望挽回传统文化的品质和意境。不过,他这一次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

张伯驹被打成右派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他得罪了康生。

张伯驹的族孙张柱堂先生,近些年为了宣传张伯驹,呼吁筹建张伯驹纪念馆,他四处奔走,了解到张伯驹的不少事儿。他告诉我们一些张伯驹被打右派的隐情:

张伯驹捐献文物前的一天,康生来到张家,自我介绍之后,训导张伯驹说,你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在大染缸时间长,要好好洗干净。张心中不悦,默然。康转了话题:听说你收藏颇丰,我也喜欢这个,能不能开开眼界?

于是张伯驹拿出十二幅藏品,康留恋不舍,言道:“我内人也喜欢古字画,可惜她这次没来,如不麻烦,我想借看三天。”张伯驹表示同意。但三天后康没来归还,三个月后还是没来。

大约半年后,陈毅老总约张伯驹下棋,张无意间说及此事。陈毅深愧竟有这样的同僚,在向周总理汇报工作之余谈及此事。周总理皱起了眉头,让邓颖超前去康家,向康生夫人婉转谈起此事,说总理最近情绪不好,想借张伯驹家藏字画疏解心怀,听说被你们家先借来了,如果你们尚未归还,那正好在你们这里借观一下。康生夫人忙道:“真不巧,昨天刚还了。”邓颖超笑曰:“那好,我去张家借吧。”

当天晚上,康生就派人将古字画送回,并搁下一句话:“别人送给我看,还找不到我家门呢!”据说后来张伯驹被打右派,是康生派人“下的套”。

不管怎么说,张伯驹是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他本人还无所谓,夫人潘素很着急,多次去文化部询问:是不是搞错了?他刚捐了那么多文物,怎么会反对国家呢?

【诗词围棋交挚友】

被打成右派后,张伯驹的生活陷入困顿。在最艰难的时候,陈毅老总对他表现出了真诚的友情和实实在在的帮助。

说起来,张伯驹与陈毅相识相知,与他的另一大爱好——围棋有关。陈毅初到北京时,找不到下围棋的对手,经北京市政协推荐,张伯驹与之下棋。几局过后,陈毅大呼过瘾,一谈话,发现两人在诗词等方面有太多的话题,一来二去,他们诗词唱和,逐渐情谊深厚。张伯驹夫妻捐献字画后,陈毅更是常请他们夫妇来家里做客,两位老头下棋,两位太太则切磋山水画技艺。

张伯驹精通韵律,才思敏捷,见识过的人说他“写词比说话还利索”,其诗词水平极高,作品多写人生感受、自然之景,感情细腻,自然超逸。长调哀感顽艳,婉丽凄清;小令则格高韵远,极尽缠绵秀隽之致。周汝昌曾评价说,“以词人之词论,应当以南唐后主李煜为首,以张伯驹为殿,此后,恐怕很难再产生真正的词人之词了”。陈毅对他的诗词也是十分推崇,对他的才华和襟怀产生相惜之情。

得知张伯驹被打成右派后,陈毅打来电话安慰。过了一段时间,他又通过朋友,安排张伯驹、潘素到吉林工作。张伯驹出任吉林博物馆副馆长,得以发挥专长,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伯驹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了八个月,被宣布“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勒令退职,发配吉林舒兰插队落户。但舒兰不愿意接收两个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于是张伯驹夫妻只好无奈地回了北京。

他们成了北京的“黑户”,没有户口,也没有工作,只好靠变卖家中残存家当度日。但张伯驹并不在乎,他上香山,爬鬼见愁;游西安访古人遗迹,吟诗填词,自得其乐。

数年后,陈毅去世,张伯驹含泪写了一副挽联:“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追悼会上,这副长联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陈毅夫人张茜正处极度悲伤中,但还不忘帮助老朋友,趁机介绍张伯驹的困境。不久,张伯驹被聘为中央文化馆的馆员,潘素被聘为中国画院的画师,入上了北京户口。


□首席记者姚伟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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