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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章为媒 忘年相交
http://www.a9188.com 藏龙古玩网 2010-07-31 18:55:19 浏览:9076次 来源:

  在张伯驹一生中,结识过许许多多饱学之士。自古文人相轻,而在张伯驹的眼里,则是文人相亲,所以,他甚喜以文会友,乃至彼此成为忘年之交。张伯驹与我国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的交往,即是佳例,他们的年龄虽然相差整整20岁,但以华章为媒介,终于结为好友。其纯洁的友谊始于解放初期。

  蓝天白云,苍松翠柏,古朴庄严的建筑,燕京大学的校园典雅幽静,未名湖畔,莘莘学子,漫步论学。

  解放初的一天晚饭后,中文系的孙正刚,脚步匆匆,兴致勃勃地跑到西语系,直奔某班教室。教室里没有他要找的人,则从教室跑到学生宿舍,仍然未见。孙正刚自言自语:“这个周汝昌能到哪里去呢?”

  夕阳的余辉洒落在校园里。一株银杏树,状如伞盖,遮天蔽日,浓荫覆地。银杏树下,一位着灰布长袍的青年,身材瘦弱,手里卷着一本书,静静地凝视着眼前的牵牛花。牵牛花向上的茎蔓,已经伸到了楼房的墙上,红墙已被装饰成绿壁。银杏树下的青年,若有所思:茎蔓始终是向上,显然是在昭示人们去创造,去开拓!噢!有多少人已在不朽的哲理中,获得力量,扬起远航的风帆,驶向理想的彼岸。

  这位布衣青年就是周汝昌。周汝昌的装束与解放初期的燕京大学的一些贵公子、阔小姐相比,着实是寒酸了一些。然而,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充满智慧。实际上,周汝昌和其他同学确有些不同。

  周汝昌20世纪30年代末考入燕京大学。日本侵略者入侵后,华北沦陷。燕京大学时为一所美国教会学校。英美与日本处于对立状态。当时燕京大学曾被围了起来,有些先生被逮起来,学生也被遣散了。8年之后,1947年,周汝昌又重新回到燕京大学。这时,他的同班同学,有的已经做了老师,汝昌恭恭敬敬地称他们为“老师”。“老师”在这位学识渊深又谦恭有礼的“学生”面前,也很谦虚,常说:“戏称先生,不好意思。”

  孙正刚穿过石子曲径,在银杏树下找到了周汝昌。

  “张伯驹先生在我们系举办了他收藏的书画作品展览,里面有曹寅的东西,你不去看看?”孙正刚对周汝昌说。

  汝昌听说有曹寅的东西,转身向中文系跑去。

  中文系二楼的展厅里。汝昌拨开密密的人群,挤到玻璃柜前,睁大了双眼,惊奇地说:“全是珍品!”他的视觉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全新刺激,身子随着脚步前移,目光落到了四卷《楝亭夜话图》上。顿时,眼睛亮了起来,这就是曹寅的真迹啊!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啊!

  就是在这个展览厅里,周汝昌第一次见到张伯驹先生。

  “伯驹先生居然有这么多的珍迹?”在回宿舍的路上,汝昌问正刚。

  “北方之张伯驹,南方之庞莱臣,被誉为海内两大收藏家啊!”

  不久,张伯驹即被中文系聘为文法教授。当时的中文系系主任,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高明凯,与张伯驹早有交往,是很要好的朋友。高明凯也很喜欢书画,并收藏了一些古典书籍和文物。他们彼此相知,多有共识。

  一次,孙先生将伯驹的一首《贺新郎》词借给汝昌欣赏。词中涉及历史、典籍、考证等方面的内容。汝昌很喜欢,他完全用词人的原韵和了两首。后来,孙正刚将周汝昌的两首和词送与伯驹读之。伯驹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一双眼睛笑眯眯地问:“和词出自何人之手?”

  “和词者周汝昌,是西语系的一位学生。”正刚回答。

  “这两首词浑然天成,弹丸流转,与我相知,西语系有这等学生?”张伯驹手里拿着和词,爱不释手,在客厅里来回走动。

  “周六晚上,我宴请周汝昌,请你作陪。”伯驹一扬手,冲着孙正刚嘱咐。

  “请你提前通知他,免得他有其他安排。”伯驹又叮嘱一句。

  如约,孙正刚将周汝昌领到与未名湖畔仅咫尺之距的展春园。

  张伯驹上下打量着这位布衣学生,周汝昌恭恭敬敬地行学生礼。这两位相差整整20岁的词坛知音,他们的双手此时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个人互相望着,无一句寒暄之言。

  “真正懂词者不多,年轻者更少。况且你我之心相通。”伯驹先开口道。

  “我从小喜爱词曲,十三四岁时自学写作,对于古今的长短句留心玩味。然而,我对学人之词、文家之词、杂流之词,其上品也只是敬仰,并非爱惜,唯独对词人之词,从内心里喜欢。”汝昌娓娓道来。

  “词人之词也无奥妙之处,只不过是人的性灵之所托,随其自然,有感而发。譬如,与云为友,以风月为家,美的境界,不需要什么条件,只需要自己去感受。”伯驹体会得深切。

  “我很喜欢先生的词,我渴望拜读您更多的词章。”汝昌很诚恳。

  席间,话语并不多,偶尔谈及,也都是诗词、书画等。

  他们之间纯洁的友谊,超越了语言和文字。

  宴毕,伯驹郑重地把他的《丛碧词》木刻本送给了这位后生,并嘱“多提意见”。周汝昌如获至宝,他摩挲着出自北京最后一批木刻版书者之手的这本词集,深深地鞠了一躬,与孙正刚一起,告辞了张先生,告别了这座幽雅的展春园。自此,张伯驹与周汝昌开始了倚声论曲的友谊。

  这位后来名重于世的周汝昌,当时还只是一位布衣学生,涉世未深。他走在路上还在想,北京郊区居然有这等人家,家具全由一色紫檀木精制而成,式样备极考究,文、笔、墨、砚均属上乘,文物、乐器皆为珍品,真可谓一代文人雅士。

  周汝昌回到静谧的未名湖畔,迫不及待地捧读《丛碧词》集。他一口气读完,掩卷合目,仿佛是雨后观看山色,其景更为清新美丽,又仿佛是夜阑人静时,静听远处传来的钟声,其音响特别清澈悠扬。在一种优美的意境中,他体会到了词人纯真的本性。

  他又读了一遍,发现词之格律,偶有失笔。后来,他在这本词集上居然指出了七十多处格律方面的意见,连同词集奉还给了张先生。

  伯驹逐条斟酌,无一遗漏,竟全部采纳。从此,他更加厚爱与器重这位词坛的后生。之后,伯驹又将其重新刻印,送与汝昌一本,并嘱其作跋。

  历史常有相似之处。后生直言词之得失,先生遂极相重,现代词坛这段佳话,恰似南宋时期的辛弃疾(稼轩)与岳珂。

  辛稼轩以词著名,他驻守南徐时,已多病谢客。岳珂乃岳飞之孙,小于辛稼轩四十余岁。辛在晚年作词时,岳珂常常默坐。

  有一次,辛把岳珂招去,辛让歌妓反复演唱词作《贺新郎》。辛对此特别喜欢,他自己朗诵警句,诵完拍手大笑。然后,问来客怎么样?客人异口同声说好。接着作了《永遇乐?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又曰:“寻常卷陌,人道寄奴曾住。”然后置酒菜召见几位客人,叫歌妓反复唱,一边唱一边自己击节,问遍每个客人,帮助指出词中的毛病。客人都谦虚推辞,偶尔有人提一两句,辛都认为不合意。

  岳珂时年二十余岁,辛再三问他。岳珂坦然对曰:“待制词句,脱去今古轸辙,每见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诉,天应嗔耳’之序,尝认为其言不诬。童子何知,而敢有议?然必欲好,范仲淹以千金求《严陵词儿》一字之易,则晚进尚窃有疑也。”稼轩喜,促膝使毕其说。岳珂说:“前辈豪视一世,独首尾两腔,警语差相似;新作觉用事多耳。”辛于是大喜,谓:“夫君实中予痼。”辛于是一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目犹未竟,其刻意如此。岳珂以一语之合,益加厚,颇取视其骶骰,欲以家世荐之朝,会其去,未果。

  南宋时的辛弃疾与岳珂,现代的张伯驹与周汝昌,虽然时代有很多不同,但作为词坛之佳话,实有近似之处。

  周汝昌遵嘱,为伯驹送他的新印词集写跋。其中有“如以词人之词而论,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张伯驹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之词了。”

  周汝昌写的跋公开以后,有人惊呀汝昌“狂言”,有人认为是“吹捧”,有人嘱伯驹,“千万不要把这篇跋放于词集之后”。

  一时间,意见纷纷,不无讥议。而张伯驹不为所动,他说:“汝昌极解吾之词意,亦最理解吾之心曲。他为一无名后生,直言吾词格律方面的意见,谈何‘吹捧’?此语实为世俗之言。我与汝昌是纯洁的文墨友谊,跋中精辟的见解,乃词史之道理。”

  “我自信论道论艺,对事而非对人,绝无扬张抑李之心,所见如彼,何须以他人之所议而易我心之所降乎?”汝昌年纪尚轻,立论却很坚实。

  《丛碧词》经词人精雕细刻,又第三次制版,伯驹仍请汝昌作跋。

  跋曰:“丛碧词于兹凡之制版,余尝论文,佳章俱在,狂言奚玷?”“李后主于词高处,只是写而不作……丛碧词之佳处有目斯见,无俟宣扬,然而果何以佳?曰,吾亦只见其写而不作而已矣。其小令不待言,其中调能写而不作矣,其长调亦能不作而写,是因非多人所能为,实亦非多人所肯为耳。间有作处,终能转作为写,不落作道。”“丛碧为词时,则清词之绪耳,独能写而不屑作,吾以是多之。至其天赋之厚重,深至贞诚挚切,尤异乎尖新儇傅粉铄光之趣。夫是又岂狂言所能誉毁者哉?”周汝昌论述张伯驹“写而不作”,即指其词不做作,无斧凿痕迹,皆胸间自然流出者。

  于北京东城脂雪轩的红学大师周汝昌在张伯驹先生谢世后,曾在回忆他与张先生交往时谈道:“我与张先生半生的友谊就是建立在这篇跋上。”

  1949年,张伯驹组织词社,成员均为词坛名流,周汝昌也跻身词社,与老一辈词人倚声论曲。

  说起来也是巧合。有一个时期,周汝昌的课时很少,几乎天天都到图书馆看书。一日下午,他欲去图书馆,然而,他并未去,不意之中,脚步却迈进了展春园。这时,他们之间已经很熟了。

  周汝昌悄悄进了书房,伯驹正在观赏字画,又不时地写着什么。宾主未交一言,伯驹继续做他的事,汝昌也极喜欢此类文学活动,默默地立于一旁,只是观看,不动口,也不动手。看过之后,汝昌怕打扰了尚在凝思中的先生,不打招呼便走了。

  “嗬!寂静得出奇,简直是个艺术博物馆。”周汝昌自言自语。

  此后,他就经常来这里。然而,这里也有另一番景象。张伯驹常邀请一些票友来这里聚会。周汝昌喜欢京胡,偶尔为张先生架弦,也欣赏张先生清唱。

  后来成为张伯驹爱婿的楼宇栋,正攻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他也是个余派迷,且谙练京胡,课余常为张先生吊嗓。张先生十分厚爱这位拉得一手好京胡的后生。久而久之,张先生萌发出将余剧整理出来,并谱上工尺,供爱好者入门之念,并付诸于行动。伯驹首先想到的是《空城计》。不久,由张先生传授,楼宇栋谱工尺,一本《空城计研究》问世了。

  密切交往了一段时间后,周汝昌告诉伯驹,他即将受聘于成都华西大学任教。

  “你是学生,尚未毕业,为何提前参加工作?”伯驹不解地询问。

  张伯驹知道,这位原西语系的学生,学习成绩门门优秀,深得师生爱戴。他听取了中文系老师的劝导,从西语系毕业后,顺利地考取了中文系的研究院,目前尚未毕业。

  “几个月前,我用英语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被成都华西大学的教授兼校长看见了,他很赏识,来函邀我去任教。高明凯主任也接到了洽商函,他告诉我到成都后把毕业论文寄回来,研究院的文凭照发不误。我拟接受这位素不相识的校长的邀请,不久即准备南行。”周汝昌的心情很不平静。

  “我组织词社成员为你送行。”张伯驹惋惜的眼光在周汝昌身上扫来扫去。

  周汝昌将词老的送行之词装裱成册,至今珍藏在箧中。送别时,张伯驹还将自己珍惜的书法和牙章送与汝昌,留作纪念。

  1947年至1951年,周汝昌在成都大学任教。好友离别,深情缱绻,念念不忘,更有助于词境。张伯驹与周汝昌留下了很多唱和之词。

  周汝昌偶尔回京,朋友重逢,相见甚欢。

  己丑中秋之夜,张伯驹、周汝昌、孙正刚在燕园赏月,三人漫步未名湖畔,互道离情,夜半还舍不得离去。伯驹回到家里,作《人月圆》一阕记之:

  分明镜里楼台影,夜气幻山河。清光依旧,年年长好,秋意偏多。 前游休问,相逢客里,无酒无歌。与君不睡,今宵同赏,明岁如何?

  中秋节过后的第四日夜晚,张伯驹又将周汝昌、孙正刚邀至家中夜饮。汝昌将于近日返回天府之国,三人仰视渐缺的圆月,感叹暗移的节序,分外珍惜相逢的时日,可惜短暂。席间,伯驹的深情又变作一首《惜黄花》词:

  丹枫霜染,黄花金绽。倚朱楼,近残秋、夕阳庭院。歌罢断魂惊,酒入回肠转。况又是、月明还满。 星稀云淡,露华向晚。下帘钩,背灯愁,夜阑人散。心事自家知,醉也谁来管。恨未有、玉笙传怨。

  1954年甲午秋日,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山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令人陶醉。周汝昌举家从成都迁回北京,而孙正刚为了与家人团聚,却从北京调至天津。

  张伯驹邀正刚、汝昌聚饮,又作《人月圆》一阕:

  恒河沙数星辰绕,一月在中天。婆娑无影,山河不动,万象清寒。 蚕丛客返,津桥人去,各自团圆。我身弹指,光明长在,盈昃随缘。

  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是张伯驹与周汝昌兴会最好的时期。

  1957年,张伯驹被错定为“右派”,人莫敢问,但周汝昌仍念念不能忘怀与先生的情谊。

  伯驹请夫人去见汝昌,汝昌急切地问询先生近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张先生要过的是精神生活,而不是物质生活,我们要共同想办法,使处在困境中的先生摆脱痛苦的精神境界。”

  “伯驹认为,他确是苦,但苦中也有乐。”潘素转述:“堪为淡然无极,八风不动。”汝昌放心地点了点头。

  张伯驹东北之行前,去向周汝昌告别。汝昌劝伯驹:“此后可写些随笔之类的文章。”张伯驹到了长春,作《春游琐谈》。

  张伯驹远离故都,曾作《水调歌头》,寄“玉言北京、晋斋天津”,玉言即周汝昌,晋斋即孙正刚。

  《水调歌头》词把词人对朋友的思念表达得深刻细腻,生动传神,使人“魂销意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回首已成梦,此夜展春园。四外无声无影、只有水潺湲。烂醉不须杯盏,狂舞不须箫鼓,心境两清寒。人籁答天籁,天上即人间。 地全非,时亦换,月犹圆。五国城头笳角,何计验刀环。长念周郎顾曲,更念孙郎作赋,对影忆当年。昔日看今日,渐到夕阳边。

  张伯驹从东北返回北京,虽说是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境,仍未忘怀词之知音周汝昌。他作了一副联语,赠给汝昌,旁边小款记载了当年汝昌为之作跋一事。这时周汝昌的处境也很困难,无力帮助这位备受敬仰的先生。

  张伯驹偶尔去汝昌家里,汝昌叮嘱夫人上街买一点蛋、肉之类,为他烧两个好一些的菜。

  “如今我已不择食,什么都可以,能吃饱就行。”老人笑着说。

  张伯驹到了晚境,心无物欲,淡泊生活也自得其乐。

  “只要张先生来,我们就想办法一定让他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周汝昌常常凄怆地叮嘱夫人。

  后来,周汝昌把自己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粮票,用纸包好,寄给张先生。每当此时,周汝昌的心都几欲破碎。张伯驹每接到周汝昌的信,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下来……

  伯驹回到北京以后,把《春游词》、《丛碧词话》送与汝昌,嘱其作序。

  “那时是没有人肯给作序、跋的,我不自揆,一一应先生之命,但亦不敢径署真名,一次是署名‘寿康’,一次是署名‘李渔村’,都是别号。”

  “再后,他多次将历年新得之长短句,或单阕,或众篇,或成册,陆续见贻,皆其手稿或手写本。这样叙来,可知我对先生的词,因缘不浅。”

  “我重先生,并不因为他是盛名的贵公子,富饶的收藏家等。一见之下,即觉其与世俗不同:无俗容,无俗礼,讷讷如不能言,一切皆出于自然真率。其人重情,以艺术为生命。伉爽而无粗豪气,儒雅而无头巾气。当其认为可行,不顾世人非笑。不常见其手执卷册,而腹笥渊然,经史子集,皆有心得,然于词绝少掉书袋。即此数端,虽不足以尽其为人,也可略见风度了。”

  这是周汝昌先生对张伯驹先生发自内心的敬慕。

  茫茫岁月,漫漫人生。多少年过去了,这种纯洁的文墨交往至今令人难以忘怀。如今,已逾古稀之年的周汝昌,提及当年他与张伯驹的忘年相交时,仍饱含深情,每每热泪盈眶,为之动容。言语中流露出对友人的崇仰和深切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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