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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全部鸦片:林则徐点燃鸦片战争导火索
2012-02-23 15:37:06 来源: 作者: 【 】 浏览:2818次 评论:0

   如果把这部著作的内容写成小说,也许明确地写成公羊学派的革新官僚与保守的富裕阶层之争更为有趣。还可进一步把前者限定为宣南诗社,后者限定为公行,即宣南诗社与公行集团的斗争,这样就会简单明了了。

  中国曾经摄制过一部电影,片名叫《林则徐》,其主题当然是鸦片战争。有篇文章记载了在拍制这部片子时,有关人士曾作过种种的讨论。读了这篇文章,可以了解在选择与主角林则徐对立的人物上所煞费的苦心。

  为了让观众明白易懂,可以明确地区分好人和坏人。好人当然是主角林则徐,但问题是在设定谁是坏人上。据说最初有人主张设定为公行总商伍绍荣。但是,有人认为把一个民间人士伍绍荣作为享有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待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对立面,很不相称,因此没有采纳。

  当时是极端的官尊民卑的社会,伍绍荣被林则徐叫去时,恐怕首先就要下跪。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身分确实相

  差很大。但是,伍绍荣背后的经济力量是巨大的,其分量足以与钦差大臣相比。

  摄制影片的有关人士放弃了伍绍荣,一度曾考虑把水师副将韩肇庆当作坏人——即所谓的投降派代表。韩肇庆是臭名昭著的人物,他协助鸦片走私,获取百分之二的默许费,却以缉私有功而升官。这个人物官职确实不低,但他是靠商人的财力来豢养的,其地位显然在伍绍荣之下。

  影片只好把公行的监督机构——广东海关监督豫厚庵 当作坏人,让他跟林则徐尖锐对立。广东的高级官员在有关鸦片和海防等问题联合上奏时,一般都是由总督、巡抚、提督和海关监督四人联名。从地位上来看,他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所以级别还是够格的。

  但是,问题是予厚庵究竟是不是投降派的代表。从个人关系来说,他跟林则徐十分亲密。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予厚庵是当地管财政的长官。从林则徐的日记可以看出,不论是在苏州还是在广州,他们都象亲戚一般来往。林则徐被革职离开广州时,甚至把行李托他保管,他们的关系并不象电影上所看到的那样互相仇视。予厚庵的职务是监督公行,可能有时是站在维护公行的立场上说话,但并无证据说明他积极进行投降活动。他在影片中充当的角色,令人感到有点可怜。

  闲话说得太多了。如果在宣南诗社和公行集团之争的小说中,双方都施展了策略,那恐怕就更有趣了。

  在公行集团中可以看出有施展策略的痕迹。许乃济的弛禁论与广东复奏,令人感到步调配合得太一致了。

  另一方面,宣南诗社方面的严禁奏议与林则徐的被起用,似乎也太巧合了。

  不过,许乃济曾奏请皇帝命令广东官员进行调查,所以互相勾结的可能性很大。而黄爵滋并未要求起用林则徐。

  究竟要起用谁来担任解决鸦片问题的工作,这完全要由道光皇帝来决定。由于辅佐的首席军机大臣是保守派的穆彰阿,所以他要起用革新派的林则徐。

  国家的财政日益拮据,道光皇帝早就考虑应当在这方面采取坚决的措施。正在这时候,黄爵滋呈上了奏议,皇帝大为高兴,心里想:“这是个办法!”但他觉得黄爵滋的资历和经验都不足,不宜担任钦差大臣。因此把黄爵滋奏文的抄本分送各地的地方长官,征求他们的意见。

  在二十多名总督、巡抚、将军当中,全面赞成黄爵滋奏议的仅有以下四人:

  湖广总督    林则徐

  两江总督    陶  澍

  四川总督    苏廷玉

  河南巡抚    桂  良

  其他官员的意见虽然原则上赞成严禁鸦片,但认为处以死罪太过分了。连两广总督邓廷桢也认为死罪太过,应改为墨刑。一个人如处以墨刑,就再也不能在人前露面,所以应当说也是相当重的刑。

  从当时的疆臣表(地方长官名单)来看,半数以上是满族,而全面赞成黄爵滋奏议的四个人当中,满族仅有河南巡抚桂良一人。后来与鸦片战争有关系的直隶总督琦善、云贵总督伊里布以及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等满族高级官员都认为死刑不妥。

  要严禁鸦片,而且要处以死刑,这是一次重大的改革。从现状来说,当时人们是公开吸食鸦片的,谁也不意识这是犯罪。这就好似日本战后一度盛行大米的黑市交易,谁也不认为这是违法。

  黄爵滋的严禁论正是要把这种现实颠倒过来。

  在所谓的“现实”当中,除了公开吸食鸦片外,也包括官吏受贿,奢侈浪费,以及贵族靠世袭来过着舒适的生活。要推翻这样的现实,这些人就会陷入困境,所以必然要趋向于保守。

  弛禁论是要使法令接近于现实,也可以说要使现实变得更加巩固。不仅公行会因此而获得直接的利益,而且保守派一般都赞成弛禁论。

  严禁论则恰恰相反。

  不论是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只要改变现状,对他们来说都是危险的。

  尤其满族是少数民族来统治中国,他们认为最上策是继续维护过去的体制。他们以前是象走钢丝似的在狭窄的小路上走过来的,稍微有点摇动都是危险的。所以尽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都吸食鸦片也可听之任之。总之就是不能改变现状。满族的大官儿是这样的心理状态,当然不会赞成把吸食鸦片者判处死刑。

  不过,唯有皇帝是例外。他虽然也是满族,但他和同族的臣子的处境还有所不同。军机大臣以下的满族大官,尤其是担任要职、很有权势的官,大多享受着荣华富贵。他们一方面剥削人民,另一方面也蚕食国家财富以自肥。所以国库日益空虚,皇室曰益拮据。

  而且半个世纪前就是乾隆盛世,人们动辄就和那个时期对比,道光皇帝对此当然忍受不了,经常大发脾气。他心里想:“为什么到朕这一代必须要这么节俭呢?”

  其最大的原因是人们买外国的鸦片,白银流出国外。税收无法增多,也是由于人民吸食鸦片不干活。流出到国外的银子本来是应该进入国库的啊!

  道光皇帝痛恨鸦片。

  他暗生闷气,决定这次要彻底禁止鸦片。

  于是首先从自己的身边开刀,把皇族、宗室中吸鸦片的家伙拿出来示众。

  他惩罚了侄儿庄亲王。

  剥夺了辅国公溥喜的称号。

  削去了三等伯爵贵明的爵位。

  以前上奏弛禁论的许乃济被赶下了四品官太常寺少卿的宝座,降为六品,受到了“休致”停职的处分。

  接着,严命各省切实惩办鸦片犯。地方长官慌成一团,开始抓捕鸦片犯。当时吸食鸦片到处都是半公开的,要抓多少有多少。不过,哪个社会看来都差不多,当时被抓捕的大多数是没有私下了结的门路关系和没有钱行贿的人。

  道光皇帝督励大臣要以“蛮勇”来对待根除鸦片的工作。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九月八日的上谕说:“务当振刷

  精神,力祛积习,勿生观望之心,以副朕意!”

  林则徐登场

  前面淡到皇帝把黄爵滋奏文的抄本分送各地,而各地长官的复奏一到,皇帝就亲自审阅。

  “这篇最合朕意!”皇帝选中的是由武昌用快马送来的湖广总督林则徐的复奏。
 
     其内容,不用说是全面支持黄爵滋奏议,他还进一步就具体的办法提出了建议。他长期从事实际的行政工作,不空谈理想的议论,而是脚踏实地实行。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实行,可以称之为分阶段完成的策略。比如黄爵滋只简单说了戒烟“给予一年的期限”,而他却补充建议说:

  ……将一年之限期划分为四限,劝令吸食鸦片者自新,分阶段递加罪名。第一限内自新者,准予免罪。第二、三限内自新者,虽不免罪,但可酌量减轻。过了第四限仍不自新或自新后重犯者,“置诸死地,诚不足惜矣。”开办烟馆者,贩卖鸦片者,以及制造烟具者,均和吸食者同样处以死刑。严刑峻法易于使无辜之人获罪,但对吸食鸦片者不须这种担心,对嫌疑犯甚至无需审问,只需令其静坐即可。真正有瘾者时间一到即成瘾性症状,“情态巳皆百出矣。”这种审讯最简单不过了。如告发无辜之人,企图陷害,真相立即可以大白,告发人反而要受到惩罚。

  林则徐力主禁绝鸦片的言词是十分严厉的。他说:“若犹泄泄视之,数十年后,中原几无以御敌之兵,且无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不能无股栗!”

  他提出了鸦片可以亡国的警告。

  皇帝当然不会不知道林则徐和黄爵滋都是宣南诗社的同人。但这不过是选任为解决问题的人偶然同提出问题的人亲近而已。不过,也不能说纯粹是偶然。看来是始终注意这个问题的团体中,很自然地出现了提出问题的人和解决问题的人。

  皇帝决定立即把林则徐从武昌叫到北京来。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阴历十月七日,林则徐接到了吏部(内政部)“来京陛见”的通知。

  他从武昌动身是十月十一日。本来接到拜谒皇帝的命令,应当即日动身。但十月十日是庆祝皇太后万寿(生日)的口子,需要由总督阅兵,因此决定在过了这一天之后再动身。

  谈一点题外的话。从这一年算起,第七十三年是辛亥年(一九一一),清朝在这一年灭亡。虽有阳历与阴历的差别,但在同一个日期十月十曰(即所谓的双十节)、同一个地方武昌所响起的枪声却宣告了革命的成功。当那些穿着立领制服的革命青年们高呼共和国万岁的时候,这个城市里的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恐怕还会记得当年总督林则徐在百官们的欢送下。精神抖擞地动身赴北京的情景。而今天的八十岁老人,在辛亥革命那年也已经二十来岁,正是热血沸腾的青年。我们如果把历史这样地搭上桥梁,历史就会一下子跟我们靠近了。

  从武昌到北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十一月十日,林则徐到达北京城外的长新店 。连休息的时间也没有,第二天就赶快入朝参见。

  一清早他就进了乾清官,登陛跪伏在玉座之下。林则徐的日记上记载,皇帝准许他坐在毡垫上,垂问达三刻之久。一刻为三十分钟 。

  第二天又被召见,垂问二刻。

  对林则徐特加恩宠的“紫禁城赐骑”是在十一月十四日宣旨的。准许臣子在紫禁城内骑马,十分罕见,由此可知皇帝对他是如何地信任。

  他这一天这样打扮:

  朝服上有表示三品官以上的九蟒五爪花纹,补服上刺绣着表示一品文官的仙鹤。腰间系着的朝带上有四个镂金正方形版,版上镶着红玉。脖子上挂着珊瑚的朝珠。上殿时必须要用右手紧握朝珠,不让它发出声音。

  不过,林则徐是骑在马上,两手握着缰绳,所以朝珠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

  “朝廷”一词来源于早朝进行政务的地方。阴历十一月中旬,北京的气候已经很冷了,寅时三刻(上午四时)骑马上朝是相当早的。当然,宫内是灯火辉煌。

  从天安门到中门站着仪卫。

  林则徐打着杏黄伞(盖伞)和青扇飞虎旗,带旗枪六根、青旗八杆、前引二人、后从八人。马身上装饰着华丽的缨子。

  俗话说南船北马。中国北方人爱骑马,而南方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不擅长骑马。林则徐是福建省侯官县人,是道地的南方人,而且又是文官,对骑马很不熟练。传说林则徐骑在马上轻松地走进紫禁城。听起来好象十分威武,其实他是两手紧攥着缰绳,显得十分紧张。

  据林则徐的日记上记载,道光皇帝看到林则徐骑在马上战战兢兢的样子,对他说:“你不惯骑马,可坐椅子轿。”他赶忙“叩头谢恩”。

  椅子轿又名肩舆,是在八人抬的舆上面再放上一把椅子。坐在这样的椅子舆上,脑袋当然比骑马还要高。这也是一种破例。

  林则徐从第一次入宫参见之曰起,一连八日都被召见。这确实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破例。

  振奋的道光皇帝看来对林则徐相当满意,他是想把一切都委交给林则徐。他给予这么多破例的待遇,可能是想给朝臣们这样一种印象:林则徐是拥有特别权限的人物。而且赐骑和坐椅子轿入宫参见的消息立即会传到皇城之外,所以他肯定还有另一个意图,要向一般的人们显示林则徐的权威。

  十一月十五日,林则徐得到这样的敕命:“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该省水师兼归节制。”

  所谓钦差大臣,是根据皇帝的命令,在某个问题上授与全权而派出的大臣。

  关防就是公印,盖有这种关防印的文书也称关防。钦差大臣的关防具有近似敕命的权威。皇帝在有关禁除鸦片

  的问题上一切均委交林则徐处理,并把广东水师(海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他。

  林则徐在滞留北京的期间十分繁忙,他必须要到各处去拜访有关的官员。日记上连日可看到“出城拜客”的字句。

  除了拜客之外,他还必须要事先冷静地考虑好第二天召见时的奉答。宣南诗社的同人们大概也看出了他的繁忙,好象并没有去打扰他。龚自珍只去过烧酒胡同林则徐的下榻处拜访过一次;魏源这一年一直在扬州,当然没有见面。

  “事势有难言者”

  林则徐在京滞留期间,宣南诗社的同人龚自珍只去访问他一次,而这一次他把自己关于鸦片问题的书面意见交给了林则徐。

  这就是收在他的文集中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龚自珍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战守之策,论述了决定、答难、归墟诸义,极其费解。其概要如下:

  ……吸食鸦片者处缳首诛(绞首刑),制造者、贩卖者处刎脰诛(斩首刑),士兵吸食者也要斩首。禁绝鸦片必须要重视武力。把全部夷人迁往澳门,只留一所夷馆,以供互市。……

  他提出了这些建议,甚至说对仆役以及左右亲近之人也要视为大敌,应当对他们小心注意。

  龚自珍早就意识到林则徐这次的广东之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他比林则徐小七岁,官职级别也相差很大,但他作为结社的同人,对林则徐这次独自去广东感到担心,他想为林则徐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因为,林则徐这次是到一个陌生的,而且是臭名昭著的坏地方去赴任。

  龚自珍表达了这样的意图:  如果林则徐愿意,我可以陪你去广东,希望尽力为你效劳。

  他当时是礼部的主事,在中央机构中是个“处长级”的干部,官位不过是六品。实际上他不久就丢弃了这个官职,而当时他大概就有了随时弃官的想法。

  当时的高级官吏在自己的身边都有一群私人秘书,这些人被称作幕僚或幕客。据说,实际的行政工作并不是由衙门里的下级官吏来办,而是由这些幕客主持。因为是私人秘书,所以既不要科举考试的学历,也不要办理政府委任的手续。只要林则徐愿意,象龚自珍这样杰出的人才随时都可以加入他的幕僚,而且当时是文牍政治的时代,龚自珍写的那一手好文章一定会起很大的作用。

  林则徐在京滞留期间,因为繁忙而未能答复龚自珍。

    十一月二十三日,林则徐焚香九拜,启开严封的关防大印,终于向广东迈出了长达两个月的旅行的第一步。

  他在这次的旅途中给龚自珍写了复信。信中说:“阁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阻止旌旗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曾嘱敝本家帖瞻主政,代述一切,……”

  意思说,关于你要来广东的事,并不是我想阻止你,只是事势有难言的微妙之处,因此托人代为说明。……

  这些话是有含意的。

  林则徐也是写文章的能手。对事势的微妙,不会不能用文章来表达的。上述答复的意思,恐怕应作这样的理解:

  用书面不好说,因为书面也许会留存下来作为记录。因此,他想用以后不会留下来作为证据的办法——即口头来转达。

  那么,林则徐究竟向龚自珍说明了什么呢?现在只能进行推测了。

  我是这样推想的。

  林则徐虽然获得了紫禁城赐骑、接连八天召见和皇帝亲自任命为钦差人臣等等空前的荣誉,但他并没有冲昏了头脑,深知前途多艰。从北京的气氛中,他大概已经觉察到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等这些在京的大官儿对严禁鸦片的冷淡态度。

  金安清的《林文忠公传》中谈到林则徐在拜命为钦差大臣时说:“中外柄臣,有忌阻之者。”

  柄臣就是拥有权柄的所谓的权臣。这里大概是指宫中的军机大臣和外面的直隶总督。林则徐不会不意识到这些的。

  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说法:“权臣在内,大将不得立功于外。”在外立了大功,皇帝身边的权臣就会嫉妒,向皇帝进谗言。宋朝因有权臣秦桧,岳飞的军功遂成泡影,这恐怕就是很好的例子。

  林则徐的脑子里肯定会掠过这些想法。

  另外,即将前去的广州,那里的官员大多利用默许走私鸦片等办法而肥私囊,主张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有受孤立的危险。

  对手英国的武器精巧、兵船坚固,这是中国不能匹敌的。林则徐不是井底之蛙,他对这点是深有了解的。早在六年前,他正好作为江苏巡抚赴苏州上任时,英国商船阿美士德号就曾闯进江苏省境内的上海港。那虽是一只商船,但江南水师的高级将领们经常谈到其装备的精良。

  敌人是强大的。

  而且林则徐早就预想到广东的形势一旦紧迫,英国就有可能出兵。后来他在左迁途中给友人的信里说,他当时已经预想到这一点,并告诉了皇帝。

  林则徐虽得到皇帝的信任,但皇帝是个无定性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改变主意,打退堂鼓。失败比成功的可能性要大。

  林则徐临出发时,曾对侍郎沈鼎甫说:“死生有命,成败在天。”说后相顾流泪。

  看来他早就预感到失败。正因为如此,他不愿因这次的任务而把朋友卷进去,或许他已考虑到要保存那些在自己失败后能接着干的人物。

  但是,这一切等于是表明他对皇帝的不信任,因此不能写成文字。所以他特意指派自己信赖的亲戚,让他说明“难言者”。

  我想我上面的推测是不会有多大差错的。

  南    行

  当时官尊民卑之严重,简直令人有点难以相信。

  有人说中国只有士大夫阶级和平民阶级——或读书阶级和非渎书阶级。读书是为了参加当官的科举考试。所以中国的阶级也可以说有官与民两种。

  中国存在着贱民,但他们的人数不多。如广东水上生活的芪民;街头卖唱的乐户;以及世代以乞丐为职业的细民等阶层,就是贱民。这些人虽然同样是贫困,但和一般的贫苦农民还有所不同。他们之所以为“贱民”,是因为法律剥夺了他们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除了这些特殊的贱民外,不论多么贫穷的乞丐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也就是说,中国的人与人之间差别的最大的基准,是能不能当官。

  大官儿外出旅行时,十分威风豪华,就如同日本所谓的“诸候出巡”,打“前站”的小官儿提前到各地去检查接待的准备情况。事先通知各地大官儿即将到达的“传牌”,等于是催促各地做好款待的准备。大官儿们一方面领取足够的旅差费,同时又在各地无偿地征发伕役。这些伕役借助临时主人的威风,到处索要财物,以弥补他们的无偿劳动。老百姓苦不堪言。

  林则徐在向广东出发之前,也按照惯例,向沿途各地官衙发出了“传牌”。其内容如下:

  ……本官奉旨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并无随带的官员和书吏,唯有马伕一人、跟丁六人、厨师和仆役各三人随行,也无前站、后站的人员。如有冒名者,立即逮捕追究。所坐大轿一乘,自雇轿夫十二名,所带行李,也自雇大车二辆、轿车一辆。以上费用均已发给,足够其食用,不得在各驿站索要分毫。各州县亦不必另雇轿夫迎接。至于不通车路及必须行水路的地方,也都是在当地自雇船夫和船只。本官原是地方官奉命出差,与中央政府的人员有所不同,深知各州县驿站在这方面所受之累。……所住各宿舍,只用家常饭菜,不得办酒席,不得用高贵的菜肴。这不是客气,而是命令,切勿违反。……

  这样的传牌是没有前例的。各地接到这一通知的有关官员一定会大吃一惊。从传牌的内容可以看出,它从反面说明了当时清廉的官员是多么少。

  阴历腊月的旅途是极其困难的,钦差大臣一行进入江西省境内以后,经常因雪而耽搁了行程。

  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的春节是在船上度过的。第二天到达南昌,因雨雪在这里停留了数天。林则徐在这期间拜访了公羊学泰斗、对海运有丰富经验的包世臣,听取了他的意见。

  从以上可以看出,林则徐不仅注意使这次出差简朴节约,而且路上还不忘调查研究和考虑对策。他在旅途中还不断收到来自广东海口的情报。

  元月十一日,林则徐还在江西省境内,他从那里派出“捷足”(信使),向广东的布政使(行政负责人)和按察使(司法负责人)发出了重要的命令。

  他制定了一个广东有关鸦片走私的重要罪犯和次要罪犯的名单,命令把这些人统统逮捕。不过列在这个名单里的大多是帮助走私的下级官吏和士兵。

  这样,在钦差大臣到达之前,广东就已经刮起了大逮捕的风暴。

  那些搞鸦片走私的人都心惊胆战,担心这次钦差大臣会铁面无情。

  夷馆里的外国人也觉得这次来的林“Imperial High Commissioner” 很不好对付,皱着眉头在观望等待。

  众目注视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沿珠江而下,于元月二十五日到达广州天字码头。阳历是一八三九年三月十日广州已经很暖和了。

  钦差大臣是所谓的敕使,受到鸣九响礼炮的欢迎。

  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广东海关监督豫堃(厚庵)、广东将军德克金布、副都统左翼奕湘公爵以及右翼英隆等广东的高级官员全部出迎。

  林则徐事先已经通知,希望住处尽量安排在靠近夷馆的地方。按照他的要求,决定将越华书院作为钦差大臣的临时官邸。

  前面已经说过,这座书院是与弛禁论大本营的学海堂并列的名门学校。

  林则徐在这里会见了许多人,尽量听取意见,提出疑问,一直到彻底理解为止。

  林则徐在北京时,皇帝曾经跟他说过这样的意图:“鸦片绝对要禁止,但不要同外国引起过多的纠纷。”这完全是一厢情愿。要禁绝鸦片,不同外国发生摩擦是不可能的,这正是林则徐忧虑的原因。他决定把重点放在禁绝鸦片上。他已经作好了思想的准备,自己也许会由于同外国,尤其同英国的矛盾而下台。

  到达广州的第九天,林则徐发出了两道谕帖。

  一道是颁给公行的。命令限三日之内,让夷人出具汉文、夷文的甘结(保证书)各一份,“声明嗣后永不敢带鸦片,如再夹带,查出人即正法,货尽没官。”

  所谓“正法”。就意味着处以死刑。

  谕帖的结尾严厉地警告公行说:“如此事先不能办,则其平日串通奸夷,私心向外,不问可知。本人臣立即恭请王命,将该商择尤一二正法,抄产入官!”

  另一道的题名是《谕各国夷人》。不过,尽管他是钦差大臣,也不能同夷人直接接触。这道渝帖也交给了公行。

  谕帖中谴责夷人的鸦片贸易说:“我大皇帝一视同仁,准尔贸易,尔才沾得此利。……尔等感恩,即须畏法,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查尔等以此物蛊惑华民,已历数十年,所得不义之财,不可胜计。此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难容。”

  接着正告夷商:大皇帝已决心根除鸦片,宣布贩卖鸦片者、开设烟馆者,乃至吸食鸦片者都要处以死刑,在这样严厉的禁令下,再也不能出售鸦片了,“谕到,……速即遵照,将趸船鸦片尽数缴官,……不得丝毫藏匿。”

  要没收全部的鸦片!  这一命令确实把外国人吓倒了。而且还要求他们提出保证书,并强调这一命令非同寻常,说“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圣谕,法在必行。且既带此关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寻常查办他务可比。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今令洋商伍绍荣等,到馆开导,限三日内回禀,一面取具切实甘结,听候会同督部堂、巡部院示期收缴,毋得观望诿延!”

  鸦片战争可以说是在这里点燃导火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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